开展投贷联动的是有关部门推荐的科技创新型企业。
一是突出市场化自律要求。行业自律也是一种市场沟通机制。
另一方面，以科技为器，积极拥抱先进数字技术，按照是否有利于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普惠水平、是否有利于提高金融风险管控能力、是否有利于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三个有利于原则，积极稳妥有序开展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，助力我国从世界金融大国向世界金融强国转变。引导行业规范发展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础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引导行业规范发展的抓手，两者紧密联系、相辅相成，统一于新时代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的探索实践。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责任重大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自2016年3月正式成立以来，在监管部门指导下，凝聚广大会员力量，配合支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，切实履行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职责，取得了初步工作成效，赢得了监管部门、从业机构和社会公众的充分肯定。营造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，努力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，不断提高自律管理和会员服务的规范化、科学化、精益化水平。反之，则会迫使监管部门提高监管刚性，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措施。
一方面，行业协会能够代表市场机构统一发声，集中向监管部门反映行业合法合理诉求。防控互联网金融风险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点领域之一。资金跑的越多，不良官员能谋私利的空间也会缩小。
文章来源：微信公众号金融鹏程 进入专题： 金融开放 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没有对每个企业加以限制，企业都按自身认为最佳规模去借钱，整体融资额很可能超过国家从金融安全角度出发的极限。因此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如果本国金融之外的其它生产要素——劳动力要素存在较大扭曲，金融开放往往会适得其反。Engel和Park(2017)近期研究发现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因素之一，是国际资本市场不能用本币融资，而要用外币融资。
这三位学者发现，通常来说，一国降低跨境资本流动限制时，股价会有所上涨，发展中国家表现更为明显。接下来的两年里，美国中央银行将会有几次升息。
我们认为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，首先在不管别国央行做什么的情况下，只看本国基本面发生变化后，然后问本国货币政策应该做什么。金融开放可能会缓和融资难、成本贵的问题似乎符合直觉。当国家存在总体融资上限时，个别企业在海外每多借一块钱，相当于把其他企业的借款能力降低了。杜清远、聂军与我的研究发现，在劳动力市场相对灵活的国家，金融开放有助于增加就业、改善经济。
假设全世界由本国和别国两个部分组成，当本国和别国相互持有资产时，本国储蓄由两部分构成：一是所有本国企业的所有权，本国拥有一半。而当美元降息时，如果什么都不做，本币有可能要升值，多半发展中国家不愿接受此类情况发生。如果中小企业是经济创新的主要来源和动力，资本管制会间接对经济创新产生负面影响。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是比较少，劳动力比较多。
如果股权融资的比例足够高，一旦本国经济基本面不好，本国和国外以股权形式提供资金的投资者将一起承担风险。许许多多的学者，想为这个推断找到实证支持，但绞尽脑汁之后，仍没在实证中获得有力的支持。
为什么要对三元悖论做如此区分？因为实证对这两种讲法的支持很不一样。国际资本市场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往往会有波动。
我们的研究团队把100多篇文章进行了梳理，我们2003年的报告，发现很难得出金融开放行为本身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的结论。Kristin Forbes教授（2007）实证研究发现，国际上实行跨境资本限制的国家众多（包括中国），其中智利在1991-1998年间的资本账户管制常被人提及。如果一国的居民财富包含各国资产，财富构成比较分散的话，则其消费基本上就不受本国自身收入波动的影响。因此，个别企业的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行为具有外部性。从跨境资本的角度考虑，当全球经济比较好时，资本会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。Bekaert、Harvey、Lundblad(2002和2011)三位学者发现，各国不同时期资本账户的限制有所不同。
美国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传递，是否会受资本账户限制，是否会受该国名义汇率制度灵活性的影响？这实际上是检验三元悖论、二元悖论最直接的做法。但很有意思的是，当美国升息时，有浮动汇率的国家倒不一定跟着升息。
二是，一般情况下，发展中国家只能以国外硬通货向外融资，如美元、欧元，尤其是美元。但实证表明，一国国家层面的资本结构对金融开放的影响较大，浮动汇率制度仅能帮助实现部分而非实质性的货币政策自主权，也未必能起到将本国经济与国际资本市场负面冲击割断的作用。
我和张智威先生（2007）研究发现，无论资本账户的管制内容是什么，其表现形式之一，往往是对进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。一国之内，企业的资本结构同样也受公共治理质量的影响。
但即使这样，从个别企业角度来说，不会考虑国家的，而是有钱赚就去做。但是，三元悖论广义解释的后面一句话，在实证里并不一定能得到支持。这个观点与我跟童辉的研究高度吻合。据此，韩博士与我把我们文章的副标题定为：在二元悖论与三元悖论之间。
虽然这对三元悖论广义解释做出了挑战，但H.Rey(2013)只是给出了一些作为间接参考的数据，并未直接检验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操作是否受其他国家、尤其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，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是不是会传递。从这层意义上来说，如果金融开放能把一国的消费和收入之间的波动关系化解的话，意义很大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目前，IMF官方认为，发展中国家可能也不需急着追求金融开放，一定程度上的金融不开放，或者对跨境资本的流动做一些限制，可以看成是宏观审慎政策的组成部分。（2）同样，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相对比例也会影响经济整体的风险。
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负面影响的具体机制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表现为，金融危机下，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、对风险的判断很不放心，不愿意把钱借给实体经济。如果这是唯一的扭曲时，经济学上，一般认为额外的成本越少越好。
综上所述，，二元悖论或三元悖论的说法，都不准确。有些年份投资意愿较强，如美国、欧洲投资者，在本国利息率比较低、本国资产回报率比较低的情况下，可能非常愿意投资给发展中国家。在实际数据里，发达国家的消费波动远远小于GDP波动，而发展中国家当期的消费和收入则高度相关。公共治理比较差的表现形式是腐败，但这只是其表现之一。
因为，金融不开放，跨境资本流动会遇到障碍和额外成本。这两个结构特征都会增加金融风波的概率，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。
有时候本国基本面的变化，碰巧与美国的基本面的变化同向。如果决策者就此问题去咨询本国的金融机构，并不一定会得到准确的答案，因为金融机构从金融开放中获益，并不一定表明整体经济会获益。
有进出口业务，就有规避资本账户管制的空间。跨境资本的限制越多，交易成本就会越高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就越深。